“一代新人换旧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”回顾上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初期，谁是当之无愧的风云人物？非王力、关锋和戚本禹莫属，他们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“笔杆子”，一时之间声名鹊起，全国皆知，影响深远。
然而，不久之后，在1967年，他们便遭到了毛泽东的公开点名批判，其政治生涯随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宣告终结。他们的短暂辉煌，犹如流星划过夜空，映射出那个时代“红色风暴”的残酷与不可预测。
文化大革命落幕之后，他们各自的遭遇如何，了解详情的人或许已寥寥无几。
王力
王力：闭门撰回忆录
王力，本名王光宾，1921年8月诞生于江苏省淮安县（现今的江苏省淮安市）。在创作小说《晴天》之际，他首次启用笔名“王力”。自此，“王力”二字便如影随形，伴他走过了漫漫人生路。
自1960年起，王力便开始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，并参与起草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，直至1967年8月遭遇政治变故。他的事业巅峰始于调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，并担任副部长一职。在此期间，王力以中联部副部长的身份，得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。随后，他被委以重任，参与中共与苏共之间的谈判，期间共赴莫斯科十次，积极参与了中苏之间的论战。
1966年，毛泽东同志发动了文化大革命，并重新组建了中央文革小组。该小组直接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。王力同志作为其中一员，自此便深陷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汹涌浪潮之中。
王力之败，源于1967年那场震惊一时的武汉“七二○事件”。此事件，正是他捅下的“娄子”。当时，毛泽东对他的不满已深，然而王力却懵懂不知进退，继续将手伸向中央更多部门，在全国各个战线上掀起了一片混乱。8月22日，外交部造反派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，王力被视作幕后推手。
“是否可考虑暂缓对戚本禹的行动？可让他进行反省，争取一次机会。”
不久后，周恩来亲自安排了一场中央级别的简短会议，将王力和关锋带走，要求他们“请假检讨”。与此同时，戚本禹也被要求停职，着手撰写检讨书。自此，王力便从我国政治舞台上淡出了。
此后，王力一度被软禁于钓鱼台2号楼。1968年1月26日，他被迫转入秦城监狱。在秦城，王力未曾受到审讯，其党籍亦被剥夺。
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，中央作出决定，对林彪、“四人帮”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案进行重新审理，并对王力案亦展开审理。鉴于当时复杂的形势和各方因素，中央决定对王力予以免予起诉，同时维持之前开除其党籍的判决。至1982年1月28日，王力获得释放。
晚年的王力，于北京通县一隅的宁静住宅区安度晚年。他倾注心血，撰写了关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回忆录，该作品已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。2003年，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发行的《毛泽东传（1949—1976年）》中，大量引用了王力口述的珍贵史料。
1996年10月21日，我国著名学者王力先生因胰腺癌不幸在北京肿瘤医院与世长辞，享年75载。
关锋
关锋：不谈文革
关锋，原名周玉峰，亦称秀山，1919年7月诞生于山东省庆云县。及至二十岁，鉴于地下工作的特殊需求，他毅然更名为关锋。
关锋于在中共山东分局任职期间，与康生结为挚友，并由此获得了他的高度赏识。到了1956年，得益于康生及众多同侪的推荐，关锋得以被调往北京，投身于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工作。中央政治研究室，作为中央直属的高级研究、咨询及参谋机构，既扮演着中央智囊的角色，也充当着中央政策论述的重要推手。
在中央政治研究室任职期间，关锋逐渐吸引了毛泽东的注意。当毛泽东筹备发动“文化大革命”之际，关锋被选为《中共中央通知》（亦称“五一六通知”）的起草小组成员，得以继续在毛泽东的身边工作。
在1966年“中央文革小组”正式组建之际，关锋荣幸地成为该小组的成员之一。
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早期阶段，关锋成为了异常活跃的一分子。他频繁向红卫兵及造反派群体发表演讲，积极煽动他们进行反抗。
1966年6月16日，关锋与戚本禹共同致信陈伯达、康生、江青，在信中不实指控：“彭德怀自迁至三线地区后，仍热衷于进行种种不法行径。”“据此次文化大革命运动揭露的大量资料来看，彭德怀依旧身为修正主义的黑旗，招摇过市。”“恳请中央在适当之际，向民众揭露彭德怀所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。”关锋与戚本禹此信，遂成为红卫兵将彭德怀从三线地区强制带回北京接受批斗的依据。彭德怀遭此迫归，身心遭受重创，终不幸因病离世，含冤而终。
然而，正当关锋声名鹊起，他的逆境亦悄然降临。
在“文革”期间，关锋所参与的重要事件中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较早地提出了“揪军内一小撮”的口号，并主导起草了阐述该口号的“八一社论”。此口号引发了严重的混乱，随后，红卫兵团体及各地的造反派纷纷趁机冲击军事机构，夺取武器弹药，进而制造了一系列事件。
毛泽东对军队士气动摇之举绝不能坐视不理。于是，他迅速就“王、关、戚”事件作出批示，指示周恩来负责执行。关锋与王力随后被正式逮捕。
关锋与王力的命运轨迹颇为相似。他们先是遭遇了“请假检讨”的处罚，随后又被软禁，最终被押送至秦城监狱。不久之后，他们均被剥夺了党籍。
1982年伊始，关锋获得释放。自此，他便安居于《红旗》杂志（现更名《求是》杂志）的寓所之中，与妻子、孩子共度岁月。步入晚年之际，关锋再次挥洒墨彩，将身心沉浸于学术研究领域，重燃学术之梦，成就斐然，备受推崇。
谈及“文化大革命”那段过往，关锋选择不再追溯。他表示，面对这一历史阶段，他秉持着“四不原则”：即不回顾、不反思、不谈论、不著述。对于那些前来访谈的来访者，他总是婉转地予以拒绝。
2005年春，关锋亡。
戚本禹
戚本禹：三大笔杆子中独一被判刑
1965年12月8日，《红旗》杂志在其第十三期上刊登了一篇题为《为革命而研究历史》的文章，该文对翦伯赞所提出的既要坚持阶级立场，亦需关注历史主义观点的见解进行了批判，认为其是一种“超越阶级界限”且“纯粹客观”的资产阶级立场。
毛泽东对该文予以高度评价，他指出：“当前，哪些人堪当权威？当属姚文元、戚本禹、尹达等。应当选拔那些年纪较轻、学识不多但立场坚定、拥有丰富政治经验的人来承担领导重任。”
文章的作者，正是毛泽东曾赞誉其为“当今之权威”和“接班人”的戚本禹。
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风云变幻中，“中央文革小组”的三位成员王力、关锋、戚本禹，合称为“王、关、戚”。尽管戚本禹在三人中官职最低，资历亦最为浅薄，他却是最为活跃的一位。他曾一度赢得毛泽东的信赖，掌握了中央办公厅的关键权力，在“文革”期间被誉为“戚大帅”。
戚本禹，于1931年降临人世，继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，便加入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。彼时，他尚是一名高中生。
自1966年起，戚本禹担任中央文革小组要职、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、《红旗》杂志副总编辑，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代理主任，进而成为毛泽东与江青的贴身秘书。
在文革中，戚本禹表现积极，曾鼓动红卫兵围攻中南海，鼓动中南海的造反派揪斗刘少奇、邓小平、陶铸夫妇，冲击朱德住宅。
1967年4月14日，戚本禹公开发表声明，称遇罗克所著的《出身论》为一篇极具危害的毒草，此言最终导致遇罗克于1970年3月5日被判处死刑。
然而，亦需提及，在红卫兵运动中打砸抢行为风行全国之际，戚本禹对狂热分子泼了一盆冷水，此举实为保护古旧书刊与字画，行了一件善举。
1967年，武汉“七二〇事件”发生后，毛泽东断定“中央文革小组”中的王、关、戚三人品行不端，遂下定决心解决“王、关、戚”问题。然而，在此过程中，毛泽东并未立即将戚本禹予以拘捕，而是试图争取他一番。因此，在执行毛泽东的指令时，周恩来仅宣布对王力、关锋二人实施“请假检讨”，并未对戚本禹有所行动，甚至还允许他发表了意见。
然而，自此之后，《红旗》杂志的造反派以及“中央文革”的成员纷纷对戚本禹发起了攻击。不久，戚本禹亦被宣布进入“请假检讨”状态，随即被直接送至秦城监狱。
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，“王、关、戚”三人的案件得以重新审视。王力与关锋二人虽被开除党籍，但中央最终决定不对他们提起公诉；至于戚本禹，中央不仅剥夺了他的党籍，更决定将其案件移交法院审理。
1983年11月2日，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戚本禹作出判决，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、诬告陷害罪及聚众打砸抢罪三项罪名成立，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八年，并剥夺政治权利四年。
1986年伊始，戚本禹结束了刑期，重获自由。随后，他被分配至上海市图书馆的收藏部门，担任图书管理员的职务。
叶永烈先生，曾亲临戚本禹办公室进行采访的作家，在其笔下记录道：1988年，当叶永烈与戚本禹交谈之际，后者依旧保持着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的随性态度。面对采访，戚本禹显得从容不迫，一头乌黑的头发彰显着他的年轻与活力。他谈吐风生，思维敏捷，不时以反问的形式展现其深邃的思考，且不难看出，他消息的来源广泛而及时。戚本禹涉猎各类书籍与报纸，尤其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相关文章，更是细读不厌。然而，他已将主要精力转向了明史的研究。戚本禹亦曾表示：“若非关锋所言‘两耳不闻窗外事’，我恐难以专注于研究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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